商洛四皓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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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商山四皓”墓，位于丹凤县城西７．５公里的商洛镇，占地１８４８平方米，陵园内有三墓为正冢，园外二墓为陪冢。正冢所缺一人，经查《直隶商州总志》一谓里，一谓绮里季。近又传在浙江省宁波市郊有夏黄公墓，究缺何人？尚待考证。或曰甪里墓在商南双尖。"四皓古陵冲北斗"为商州八景之一。其墓冢均为圆形土堆，旧时规模无考。今冢各约直径７米、高５米。冢土与当地土色迥异，略呈粉白，团粒结构较为细密。相传，汉惠帝曾令三千御林军每人从长安携土十斤，来商山为“四皓”墓培土。据《续修商志》及《陕西通志》载：惠帝亲为“四皓”树碑于隐处，并立有“文官下轿，武将下马”碑石，以示尊崇。唐代柳宗元、 宋代王禹亦为“四皓”撰碑，明代商州州官为“四皓”各镌一线刻画像碑，然旧日之诸多珍贵碑碣多已荡然无存，现只有两套碑像拓片存于商州博物馆。今墓区仅存明嘉靖二十八年商州知州张士让所立“商山四皓墓碑”一通并筑有碑楼。旧日之墓区，松暖桂香，古柏老槐，森列环绕。１９４９年，尚存古柏１３株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后，实存古柏８株，古槐１株。１９８３年，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拨专款整修墓区，增建围墙、门楼，并载入《陕西名胜》。１９９２年公布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 两千年来，“四皓”知“行止进退”、“岩居穴处，紫芝疗饥”，安贫乐道，浮云富贵的精神，备受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颂扬，使其“高风亮节”的史迹广泛流布。在商洛丹凤、商州均建有四皓祠庙；洛南有“四皓乡”；商南有“里洞”、“山”、“里坊”；西安市有“四皓庄”；长安县有“四皓庙”、“四皓村”；澄城、蓝田、华县有“商山庙”；河南省济滦和江苏苏州洞庭西山亦有“四皓祠”、“东园公祠”、“庵”、“绮里坞”、“黄公井”；北京故宫国画院尚存“四皓墓”画轴，颐和园长廊还绘有“商山四皓”壁画；在朝鲜画册和日本国立博物馆也刊、挂有“四皓”画像，以供国人瞻仰。他们的事绩、轶事被载入《秦集史》、《秦献记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中国通史》、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、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高士传》、《中国历史辞典》、《上下五千年》、《洞书》等数十部史书和地方志书。 “商山四皓”是两千二百年前秦朝的四位博士：东园公，姓唐名秉、字宣明；夏黄公，姓崔名广，字少通；绮里季，姓吴名实，字子景；甪(绿)里先生，姓周名术，字元道，京师谓之霸上先生。他们是始皇时七十名博士官中的四位，其职掌有三：一曰通古今；二曰辨然否；三曰典教职。前二者职政治之事，后者掌文化教育。 史载：秦始皇独裁专制，颁布《以古非今者族》法令，时有燕人卢生和韩人侯生，联合攻击中央集权制。始皇派人查究，根据儒生们的相互告发，查出“犯法”的儒生达四百六十人，并把他们全部坑杀于咸阳市郊。秦始皇三十四年（公元前２１３年）又下达“焚书令”，除了秦国的史篇及医药、卜筮、种树的书外一律焚毁，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“焚书坑儒”。四皓先生因见秦政暴虐，逃匿于商洛山中。里先生初隐于商南县城北四十里的“双峰山”，当地人为纪念先生改双峰为“山”。清乾隆十三年（１７４８）六月，商南知县罗文思于县城东岗竖一石碑，以示纪念。碑形圆首，高１４０厘米，宽４５厘米。额横书“北望双峰”，中书“里先生隐处”六个楷书大字，左右两侧各有两行释文：左侧刻注“先生秦时人，姓周名术字远道，隐城北双峰，今山”；右侧注“大清乾隆十三年六月上浣，商南县（西蜀）罗文思立。”（现石碑存商南县文化馆）。其他三人先后隐居在洛南文显山、商州秦王山等地。汉灭秦后，天下大定，四人相约同隐商山。此处南临高山，北傍丹水，山明树秀，苍翠清芬，且盛产紫芝和野果。他们过着“岩居穴处，紫芝疗饥”的清贫生活，曾赋有《采芝操》：“皓天嗟嗟，深谷逶迤。树木莫莫，高山崔嵬。岩居穴处，以为幄茵。晔晔紫芝，可以疗饥。唐虞往矣，吾当安归。” 刘邦建立西汉后，久慕“四皓”之名，曾派人召请，但他们避不应召。高祖晚年，准备废掉太子刘盈，另立宠妃戚夫人子赵王如意为太子。吕后不知所措，求助于善谋奇计的张良。张良为之画策说：“这是难以用口舌争取的。高祖不能召致的有四位贤人，四人都已年老，匿居山中，不愿做汉的臣民。然而高帝非常器重他们。如果不惜金玉币帛，派人尽力请来他们，待之以上宾，时时随以太子，可助一臂之力。”于是，吕后便派得力使臣驷马高车，带着太子刘盈的亲笔书信来商迎请四皓（又一说，据《太平寰宇记》引《高士传》“汉后使张良诣南山迎四皓。”到商州后误以为州城丹江河南岸双乳山是商山，便停车于此，故后人称此山为“高车岭”），四皓果然应邀出山，进京后，住在建成侯府中，佐助太子。 汉王十一年（公元前１９６），淮南王英布叛汉。高帝患病，拟遣太子盈率兵出征。四皓商议道：“我们来，就是为了稳固太子的地位，太子将兵出征，前景难卜。”于是向建成侯吕泽陈述利弊，说：“太子将兵，有功无级可晋，无功大祸就要临头。且太子统率的都是高帝定天下的名将，这无异以羊将狼，怎能取得成功呢？何不速请吕后趁机向高帝哭谏，由高帝自将讨伐。”经过吕后劝谏，高帝亲自率兵出征。次年，打败英布归来，高帝病情加重，想早一点更易太子。少傅张良力谏，丝毫不起作用，只好借口有病不理政务。太傅叔孙通援引古义，以死力谏，高帝表面应允，内心仍坚持己见。 一次宫中举行宴会，太子盈侍立于侧，四皓随从太子，须眉皓白，庄重威严。高帝十分诧异，问道：“他们是什么人？四人一一通报了姓名，高帝大惊，说：“我多次召请诸公，避而不见，今诸公何以随我儿相处。”四皓答道：“陛下轻视士人，动辄训斥责骂，臣等不愿受辱，逃匿深山。听闻太子仁孝，恭敬爱士，天下人莫不引颈乐为太子效力，故臣等前来。” 高帝目睹此情此景，遂与戚夫人说：“我欲更易太子，他们四人辅佐，羽翼已成，难以改变了，吕氏才是你的真正主人。”戚夫人痛苦。高帝无可奈何地说道：“为我楚舞，我为你楚歌。”接着自唱：“鸿鹄高飞，一举千里，羽翼已就，横绝四海。横绝四海，当可奈何？虽有缴，尚可所施！”从此，不再提更易太子的事了。 由于四皓的出山，太子刘盈未被废掉，此事震动朝野，四皓声名大振。后世不少文人对此备加称颂。北宋淳化二年（９９１），贬任商州团练副使的王禹在评价这段历史时为四皓撰写了《四皓庙碑·易》称：“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惟圣人乎。先生避秦，知亡也；安刘，知存也；应孝惠之聘，知进也；拒高祖之命，知退也。四者俱备，而正在其中矣。先生非圣而孰为圣乎！若其秦乱而不避，则焚书坑儒，高斯之流也；汉危则不出，则索隐行怪，巢由之徒也；应高祖之命，则溺其冠而骑项矣；拒孝惠之聘，则功不立名不称矣。引而申之，先生可谓全德矣！”斯文言之有物，入情入理。 汉王十二年四月，高祖崩于长乐宫。五月，太子刘盈继位为汉惠帝。刘盈称帝后，吕后为四皓封官，四皓不受，仍回商山，继续过着清贫的隐逸生活。里先生夫人沙氏携儿子凤翔、儿媳马氏跋山涉水，来到商山定居。１９８７年３月，笔者在商州南秦川一周姓农民家中收集到《周氏家谱》一部四册，该谱“世系引”载：始祖讳术，原会稽里村人，因地以为号，官秦博士，避乱隐商山。厥后汉高祖混一区宇，以礼为罗，义不为臣，上所不能致者四人，里先生其一也！二世祖凤翔同夫人马氏，里夫人沙氏，诣上洛商山之麓，见始祖遂家焉，卜居于东廓之柳林巷。”现已传至八十世孙。其他三人东园公、夏黄公、绮里季的家眷也先后来商山，同其定居，繁衍后代。 四皓已过世两千余年了。两千年来，人们对其赞誉有加。现存咏四皓诗文三百余篇。尤以唐、宋时期居多。清代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郑板桥，称颂《四皓》：“云掩商於万仞山，汉庭一到即回还。灵芝不是凡夫采，荷得乾坤养得闲。”诗虽简短，却道出了“四皓”的精神。当然，也有贬斥“四皓”的，如唐代诗人杜牧在《题商山四皓庙一绝》中写道：“吕氏强梁嗣子柔，我欲天性岂恩仇？南军不袒左边袖，四老安刘是灭刘。”清康熙元年（１６６２），商州知州王廷伊对四皓既赞又嘲，他在《赞四皓》一 诗中写到：“避乱远离秦世网，立功不绾汉王纶。向来屈指行藏事，羞杀呈身识面人。”称颂四皓有功不居的高节，但他又赋诗《嘲四皓》：“须似霜花鬓似银，采芝商岭合终身。一朝羽翼汉皇祚，终是留侯门下人。”日本国汉学爱好者亦有“四皓”诗：“紫芝产商山，四皓采而餐。自上刘家屋，入诗入画卷。”（刘家屋：指“四皓”觐见刘邦。）近年来，丹凤县政协在商洛市文管会支持下，筹资２０万元，重新整修“商山四皓”墓，并向国内外书画名家征集反映商山四皓的诗词书画作品，勒石为碑，计划立碑６０多面，组成“四皓碑林”，著名画家朱乃正的《四皓采芝图》将线刻于大理石上。目前，商山四皓墓汉式门楼已告竣工，正在进行后续工程。不久，将以崭新的面貌向游人开放，以展现“四皓古陵”风采。 |
编辑：秦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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